《中国秸秆产业化》王永生:秸秆产业化需要破解当前各方 利益格局失衡的困境

 

秸秆产业化需要破解当前各方 利益格局失衡的困境

秸秆资源化利用涉及农民、企业、政府等多方的利益,需要平衡各方诉求,将整个产业化的链条打通,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中国政府每年都在秸秆禁烧上大力推进相关工作,但是问题依然较多,屡禁不止的背后主要是因为没有把秸秆当成资源,更没有形成价值,被当成是废弃物,只要把秸秆综合利用起来,禁烧的问题就解决了,用“堵”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堵”了这么长时间仍然不起作用,干部来了就不烧了,走了之后又冒烟了,这就是因为采取的是被动解决秸秆问题。主动的方式是把放错位的归位,体现出秸秆的价值,用积极的方式让秸秆转化增值。

   要把秸秆作为农业的另一半,因为化肥、农药等供养,一半给了籽粒,另一半其实给了秸秆,我们只是把籽粒作为唯一的收获物进行收获,现在要把秸秆也作为收获物来对待,这才是完整的农业。

   目前在秸秆的资源化利用上,主要是收储运系统不完备,抗击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的能力在弱化。兴安盟的种植面积是1 600万亩,保守估计秸秆量达到1 500万吨以上,其中玉米1 200万亩,按照一比一计算秸秆量是1 200万吨,再就是杂粮杂豆和其他经济作物。在全国来说,秸秆量不算太大,但是区域集中度好,组织化程度高,市场容量大。兴安盟秸秆的资源化利用率不足40%,在全国只算中等水平,在禁烧上也才刚刚起步,只是初见成效,由原来老百姓把秸秆就地焚烧或集中焚烧,变成拉到家里进行加工,变成燃料和饲料。

   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上,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秸秆禁烧政策和秸秆综合利用政策。其中有一项政策是,一年转化10000吨秸秆,生产1000吨颗粒饲料以上,就可以申请财政奖励,每2吨产品(燃料)抵顶1吨标准煤,每节省1吨标准煤奖励240元。省级政府以下配套奖励不低于60元,如果奖励到位,必将对秸秆转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加地方财政共有300元/吨的奖励金额,应该是比较可观了,但是政策出台了以后,实施了一段时间,最后就中断了。原因在于一开始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全国秸秆的转化量不到100万吨,政策出台以后一年时间秸秆转化量达到了550万吨。

现在我们是呼吁国家继续执行这项政策,搞试验示范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制定政策或继续执行政策提供一些依据。因为秸秆转化仍然处于高成本阶段,这是由于科学水平、技术水平等因素带来的,国家补贴正好能够有效弥补利润部分。我们制定了一项政策,从2015年初开始,利用3年时间,全盟的800个行政村屯每个村屯要建设一个秸秆转化厂,政府每年拿出5 000万资金,每个加工厂补贴25万的设备费用。还有就是靠专业合作社牵头,实行股份制。

   此前的这种补贴是直接补贴给企业,我们现在做补贴还是以企业为主,企业经营活了,才能保证转化,我们要吸收过去的教训,加强监管,制定强制的手段和惩治的措施,真正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

   目前,一些企业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上出现亏损的问题比较普遍,较为典型的是经常出现收购秸秆时农民随意涨价的问题,这首先是农民的意识造成的,还有就是资源化利用的企业和农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没有建立起利益共同体。

   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完善收储运体系,一个是建立利益共同体,真正把老百姓作为企业原料的供应商,企业获得的利润要有一部分回馈给农民。同时,我们探索走合作社的路子,合作社购买的机械为老百姓统一服务,免费帮老百姓收割粮食,但是,秸秆要供应给合作社,这样成本就降下来了。这些都是企业自己组织的,但农民比较认同,可能是今后推广的方向。

   破解秸秆禁烧难、资源化利用率低、农民随意涨价等问题,从政府层面,一个是要积极出台扶持政策,完善产业标准,另一个强化服务、监管,再就是通过提高组织化程度,来化解市场的风险、道德风险。建议尽快恢复国家补贴政策,并增加配套监管措施。

   秸秆资源产业化利用实际上已经起步,专家和学者多年的呼吁,已经上升到了决策层面,还有科学水平、技术水平的提高,让秸秆资源化转化已经不是问题,秸秆的多元化利用已经趟过了深水区,达到了市场化推广的程度,这些都是产业化应用的重要标志。

(本文整理摘编自王永生局长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李彪采访的访谈稿)

王永生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内蒙古兴安盟科技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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